很多年来，流传着一种很蛋疼的说法，说什么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后，只学会用来做鞭炮吓唬鬼神给自己壮胆，而洋鬼子学会了火药后，造出洋枪大炮反过来打中国人。
更蛋疼的是，这个低智商的谎言竟然让我们从小就相信了那么久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后来发现，那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。70多年前，鲁迅曾发表过一句感慨：“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。”
实际上，中国古代的火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一直到明末都是如此，直到满清得势后，因为江山来的路数不正，为了防范汉人，对其进行封存与打压，才让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停滞下来。所以，在这里我打算即古代冷兵器后，再让大家见识一下古代火器是什么样子的，开开眼界，别在重复那个蛋疼无比，永远成不了真理的谎言了！
从真实历史角度，火药的应用在汉代就已开始，而非唐代。
早在东汉年间，便出现过把含有硝、硫、碳的物质混在一起炼丹的方子，但当时是用水炼而非火炼；葛洪虽然前进半步，采取了把硝石、猪大肠、松脂和雄黄放到一起火炼的炼丹法，但根据记载，似未造成爆炸或爆燃的效果，很难称得上是火药的起源。
不过值得佐证的是有史记载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在军事领域，确实是唐代了。
事实上，与鲁迅的想象相反，中国人第一次在炼丹外的领域使用“火药”，就是在货真价实的战场上，虽然也不是后世制造枪炮使用的爆炸性火药。
唐朝末年（10世纪早期）的战争中，留下了“发机飞火”的记载。围城者用箭头绑了火药球的“火箭”，发射出去烧灼城门。很明显，这种“火药”只能作为燃烧剂，不会产生爆炸效果，和现代枪炮中使用的爆炸性火药相去甚远。
到了宋朝，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，领先于世界，实现真正意义的巅峰
宋高宗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陈规守卫德安（今湖北安陆），用火药装在大竹筒里，喷出火焰燃烧敌人，历史上公认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。而且火药能够在竹筒内燃烧喷射，显然已经比之前只能缓慢燃烧的原始火药改良了很多。
北宋时，当局便设立了“火药作”。到了战争更加频繁的南宋，这类机构的设立更是普遍。南宋的对手蒙古，在跟南宋交战时习得了火药的奥秘，又在西征的战役中把这个奥秘展现在阿拉伯人眼前，火药的秘密也随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世界“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”。
所以，宋朝的大规模推广使火器得到发展，而蒙古人在征服欧亚时将技术带到了西方。
铁火球、火枪等火器问世后，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，无论是宋军，还是金军、蒙古军，都争相添制。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火器作坊的规模，已远远超过北宋都城汴京的火器作坊；军事重镇江陵府（今湖北江陵），一个月就造一、两千尊铁火球；建康府（今江苏南京）在两年三个月内,就制造和添修3～10斤重的铁火球、火弓箭、火弩箭、霹雳球、突火筒等 6.4万件。
到了公元1232年蒙古军进攻金都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时，金军已用“震天雷”（铁制炸弹）和“飞火枪”袭击蒙古军了。
那蒙古人的火药技术又是从哪来的？
据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，公元1233年攻下金都后，负责南下灭金的蒙古军统帅窝阔台汗，接受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，放弃每到一处即屠城的惯例，“凡弓矢、甲仗、金玉等匠”均未杀，包括掌握火药、火器技术的工匠们，尽为蒙古人所用，蒙古军队很快拥有了火器。
而明朝则遵循拿来主义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，火器最鼎盛的时期。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，明代的火器发展到鼎盛时期。其火器的管形火器品种颇多，形式复杂。当时的喷射火器（古代火药火箭）制造已经相当精良，样式繁多。
据《火龙神器阵法》、《武备志》等史书记载，此间多使用的火箭种类有单发火箭、多发齐射火药箭、多火药筒并联火箭、有翼火箭、多级火箭等，火箭的品种达几十种之多。
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，明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火器，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。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时，就曾使用火箭作战。永乐年间（1403－1424年），明王朝还专门组建了\”神机营\”，这种独立炮兵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。
以至于到明末，袁崇焕的11门火炮就把努尔哈赤送去见上帝了。虽然红衣大炮是引进，但祖宗还是中国的。
“以骑射为本”的清朝，其实并没有太拖火器发展的后腿一句话是因满人重骑射，轻火器造成了中国的火器技术大幅度落后于西方。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，满人才是最重火器，至于弓马骑射，刀矛肉搏才是满人荒废最快的项目。
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时期甚至鸦片战争之后，一直是全球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，几乎完全废除了肉搏战，根本就没有肉搏战能力，打仗全靠火器对射。如果朝廷军队真是弓马立国，骑射为主，那鸦片战争也未必会失败。
也许就是因为清朝只重视火炮的“重量”，并不重视火炮的“质量”，加之朝廷腐败，才会误导了大家对我国火器发展的认知。客观的讲，清朝的火器虽然较之明末有较大的发展，基本达到了欧洲17世纪的水平，但较之欧洲一日千里的军事科技进步，已然被落在了后面。
因为，组织上的全面溃败比武器的差距更致命。
